精准国际传播要求充分了解目标国家的传播环境、政策体系、受众需求、技术发展等方面情况，强化系统性的国别研究，尤其是国别受众研究，创新机制体制，优化功能结构，有效运用新技术、新模式，从而提升内容供给、渠道构建、效能评估的针对性和精确性。以上构成精准国际传播的基础性问题，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并普及的当下，仍应予以高度重视。

区域国别的精准研究为校准目标受众提供基础坐标，对目标受众的精准画像是科学谋划功能结构布局的前提，功能结构的精准设计有助于提升供给侧的匹配度，供给侧结构匹配效果的校验则有赖于传播效能的精准评估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虽然中国的国际传播取得了显著成效，但尚未形成覆盖广泛、系统深入、颗粒度细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；对于目标受众的画像，还缺乏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受众数据作为支撑，需要更多立足于文化传统、媒介使用习惯等的精细化研究；功能结构与供给侧结构的设计偏重过往经验，用于决策的数据支撑体系较为薄弱；传播效能评估体系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，系统性、全面性和专业性程度亟待提升。因此，梳理精准国际传播的基础性问题，有助于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、区域化表达、分众化表达。

区域国别研究为精准国际传播提供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技术、社会、文化、人口等各方面的坐标，也为传播内容建设、渠道建设等提供监管法规、媒介政策、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有效参考。从国际传播战略需要和策略需求出发，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内容。

对于目标国家的政策研究，包括政府外交政策、媒介监管政策、外媒准入政策等，除了相关内容，还需了解政策制定机构、咨询机构、研究机构、执行机构等主体方面的信息，以及相关领域的关键人物背景等，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应被纳入研究范围。例如，根据澳大利亚传媒监管机构的要求，在该国播出的电视频道要添加“隐藏式字幕”（closed caption），根据频道类型的不同，添加的隐藏式字幕时长存在差异；土耳其的社交媒体监管法律规定，在该国单日浏览量超过100万次的外国社交媒体平台必须雇用当地代表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（FCC）2021年4月通过了一项规定，要求任何接受外国政府或政党赞助的电台、电视台披露播出频道被租用的时间，并在节目的开始和结尾对接受赞助的情况作出清楚说明；2024年5月通过的《英国媒体法案》（UK Media Bill）将美国奈飞（Netflix）等网络视频平台的内容纳入监管范围；等等。国际传播应深入研究和系统性掌握目标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，为风险防控提供保障。